邓小平反对从人性上挖掘“文革”、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并不等于他回避、掩盖毛泽东的错误，更不等于他忽略品格重要性的制度思考。他要求《决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同时，“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他提出“四有”人才，首先是“有理想、有道德”；干部四化也是先得“革命化”。这说明邓小平政治哲学包含着道德的前提。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做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制度问题上，道理一样。制度不是万能的，这是东西方的共识。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说：“由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在运用一些服务于有益目的的制度的时候有可能超越这些制度的法定范围，所以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把管理变成强制、把控制变成压制的现象。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私人权力和政府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颇有助益的拓展和尝试也会因此遭到扼杀。”[20](403-404)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164)政治体制改革是他心中不懈的追求、不熄的圣火。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地表达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靠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可见，邓小平这里已经超越了波普：选好制度，也得选好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人与制度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制度视角不仅解释了历史，说明制度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且大大推动了中国法治代替人治的历史进程，他是法德兼治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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