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道德、法律、财富、权力不仅是采取接纳的态度，通常还加以赞扬。如读书人所强调的三不朽的立德、立功、立言(注：三不朽典出《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便是多数中国人向往的崇高理想。“饿死勿做贼，气死勿告状”(注：(明)张鼐：《宝日堂杂抄》，820页，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册。)，也是社会上的普遍看法。“崇高莫大乎富贵”(《易•系辞》)；“天下之所尊者，富贵也”(《庄子•至乐》)；“民之所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商君书•赏刑》)；“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史记•项羽本纪》)；不但对于追求财富可以毫不隐讳，而且可以招摇过市。“贪禄者，见利不顾身”(《淮南子•齐俗训》)；“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血刃，涉血抽肝以求之”(《吕氏春秋•节丧》)；不但对于追求财富的危险性有清醒的认识，也看到 追求财富的犯罪可能性。“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孟子•章句上》)；晏子云：“庆 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 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辐焉，为之制度，使 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辐之，使无黜慢，谓之辐利，利过则为败。吾 不敢贪多，所谓辐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对于物极则衰、极贵则败及竞争中 的残忍性的发展规律也有独到的见解。
　　无论如何，社会对于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还是相当激烈的，道德规范、法律制裁也不可能完全制止。在政治主宰社会的时代，财富和权力把人性中的贪婪而邪恶丑陋的一面暴露无遗。苏秦笑他的嫂子“前倨后恭”，他嫂子说：“见小叔子位高金多也”，(注：《史记》卷69《苏秦列传》：苏秦“北报赵王，乃行过雒阳，车骑辎重，诸侯各发使送之甚重，疑于王者。周显王闻之恐惧，除道，使人郊劳。苏秦之昆弟妻嫂侧目不敢仰视，俯伏侍取食。苏秦笑谓其嫂曰：‘何前倨而后恭也?’嫂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谢曰：‘见季子位高金多也。’苏秦喟然叹曰：‘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且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于是散千金以赐宗族朋友。”)毫不掩饰对富贵的痴迷。主父偃在贫困时，事事不得遂意，父亲也不认他为子，兄弟们也不收留他，朋友更是弃之而不顾。为了富贵，主父偃倒行逆施，终于为官，这时兄弟朋友们千里来投奔，主父偃不以为礼，与他们绝交，但也没有阻拦住投奔依附的人群，宾客竟达千余人。而主父偃被杀，千余宾客，却没有一个肯为其收尸(注：《史记》卷112《主父偃列传》：“游齐诸生间，莫能厚遇也。齐诸儒生相与排摈，不容与齐。家贫，假贷无所得，乃北游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为客甚困”。及为齐相，“至齐，遍召昆弟宾客，散五百金予之，数之曰：‘始吾贫时，昆弟不我衣食，宾客不我内门；今吾相齐，诸君迎我或千里。吾与诸君绝矣，毋复入偃之门。”“主父方贵幸，宾客以千数，及其族死，无一人收者，唯独ｘｉáｏ@③孔车收葬之。”)。朱买臣担薪贩樵而歌咏于市，其妻嫌其贫贱而离去，故人因其贫穷而羞辱；待朱买臣富贵，召见其妻，虽然衣食常给，但也不无羞辱，故其妻自杀，而对故人也都恩怨皆报(注：《汉书》卷64上《朱买臣传》：“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咏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呕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及官为太守，“入吴界，见故妻，妻夫治道。买臣驻车，呼令后车载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园中，给食之。居一月，妻自经死，买臣乞其夫钱，令葬。悉召见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复焉。”)。严助求为会稽太守，是因为“家贫，为友婿富人所辱”(注：《汉书》卷64上《严助传》。)；这正是：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山林有远亲。崇尚富贵，向往富贵，一旦取得财富和权力，就可以用来报恩报怨。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古代可以说比比皆是，把财富和权力的好处和作用描绘得活灵活现，也把人性中的邪恶丑陋揭示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古代社会，政治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经济上贵族与奴隶、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对立，社会上贵族与平民奴隶、士绅与庶民之间的对立，始终是存在的。这种阶级的对立，使他们上下界限分明，但没有能够堵塞他们的流动。“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特殊的情况下还可以翻天覆地；而在中国古代长期并存有多种官吏选拔途径，有考核奖惩制度，这就给阶级之间的流动提供了可能。在权力私有，政治权力决定一切的情况下，追求作官是最便捷也最稳定的发财致富的途径。清代有个布商，以其资本捐了一个实缺通判，按例引见，皇帝问他为什么要捐官，该布商回答：“窃以为做官较贩布生涯更好”(注：(清)朱梅叔：《埋忧集》卷8《捐官》。)；这个布商道出大多数求仕人的心愿，无非是为了追逐权与利。无独有偶，早在战国时期，阳瞿大贾吕不韦曾经问其父亲：“耕田之利几倍?”其父回答：“十倍”。不韦又问：“珠玉之赢几倍?”其父说：“百倍”。不韦再问：“立国家之主赢几倍?”其父说：“无数”(注：《战国策•秦策五》。)。吕不韦苦心经营，为相封侯，富贵达到人臣之极，非一般商人可比。
　　追求富贵几乎是人们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有人喜欢贫贱，“人多言安于贫贱，其实只是计穷、力屈、才短，不能营画耳。若稍动得，恐未肯安之。须知识知义理之乐于利欲，乃能”(注：(宋)朱熹：《近思录》卷7引张载语，丛书集成新编22册，第388页，台北兰香室1978年版。)。崇势利而轻贫贱是一种革而不去的社会风气，人们都想升官发财，然而官位和财源又不是随处可见，需要争取。当然，自视能力有限，争取不到而自甘情愿，也算得品质高尚的人，但毕竟是有更多不肯罢休的人要来拼命争夺，甚至有些不择手段，这就不仅仅局限于道德，而且关系到法律。求发财而不惜欺诈、逃税、仿冒、勒索，甚至抢劫，这就不能不用法律来制裁；求升官而以官为财源，就不免要贪赃枉法、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收受贿赂，甚至蠹国殃民。
　　在中国古代，法律对于欺诈、逃税、仿冒、勒索以及抢劫的行为是严加限制的。如唐代《户婚律》中有对债务人不履行或违约的处罚，有对逃避赋税的处罚；《杂律》中有对私铸钱的处罚，有对违反度量衡制度的处罚，有对制造不符合标准而以假充真的处罚；而《贼盗律》更是对危害社会尤其是国家安危的贼盗罪犯的严厉处罚。对于贪赃枉法、官商勾结、官官相护、收受贿赂以及蠹国殃民的官吏的惩处，不但在法律中有明文规定，在行政法规中也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以明代来说，在《吏律》中有33条关于官吏公务方面的法律，在《大明令•吏令》中还有20条关于官吏在公务方面的限制，在特别时期还有诏令诰书作为补充，各衙门也有办事的条规。可以说，中国古代对于这些非道德的违法行为处置是很严格的，但就是不能消除这些违法行为，甚至“朝治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宵夜不遑宁处，无可奈何”(注：《明大诰续编•罪除滥设第七十四》。)。不是法不严，也不是令不行，乃是贪官污吏害之，这正是：“法纪荡然，一部大明律，竟可付之祖龙烈焰火中矣”(注：(明)伍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四，第285页，台北伟文出版社影印1976年版。)。贪官污吏不能根除，除了政治体制的决定因素之外，人为的因素也是不可忽略的。
　　在古代，任何制度都是围绕君主专制而形成的，而君主专制又是与人治政治紧密相连的，其本质特点就在于有很大的随意性和可变性。例如，战国时期，齐威王致力图治，严惩不法，就在这时，即墨大夫的“毁言日至”，而阿大夫的“誉言日至”。齐威王对此表示怀疑，便派亲信前往复查，发现毁誉与事实相差甚远。原因是即墨大夫刚正不阿，不肯出钱贿赂；而阿大夫则不然，“厚币事左右以求誉”。齐威王核定事实，夸奖了即墨大夫，并“封之万家”，斥责了阿大夫，并“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使“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由此“齐国大治，强于天下”(注：《资治通鉴》卷1《周烈王六年(前370)》。)。这种明察是非而务尽其情的做法，是大多数君主无法做到的，因为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君临之术”的基础上，而君统臣以权术，臣事君以权变，尔虞我诈，就使君臣、上下、左右的政治和人际关系网络变得异常复杂，可以说是到处是陷阱，步步有危机，无论是君还是臣，略有松懈疏忽，就有罹难致祸的危险。由于君主和各级官吏的爱憎，各种既定的制度往往难以严格推行，而“大小官员，背公徇私，交通货贿”(注：(清)蒋良骐：《东华录》卷14《康熙二十七年》。)，“阿旨曲从，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无宗”(注：《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序》。)等社会现象的始终存在，既定的制度又往往成为各级官吏打击报复，勾心斗角，谋取私利的工具。统治者制定的法律、制度，往往都由他们率先破坏，而他们也是绝难自我约束的。
　　皇室和官府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财富，忽视道德，破坏法律，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自古乱臣贼子，未有不出于好富贵者也”(注：《古今图书集成》第30册《皇极典•用人》引司马光《@④书•求用》。)。乱臣贼子当然不顾道德，而口言道德而追求名利的却是普遍现象。按照传统道德，“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胜。好名则有所不为，好利则无所不为”(注：(明)顾元庆：《ｙáｎｇ@⑤曝偶谈》，《说库》本30册，第8页。)。黑格尔认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注：(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25页。)。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中国古代社会，确实有一些“生活淡薄，性格思贞，看到百姓的饥寒认为是自己的过失，以他的皇帝不像尧舜那样为耻辱。一言一动都要说古代如何，先王如何。作官办事则坚守祖宗朝的成法。不怕挫折，不怕牺牲”(注：吴晗：《论海瑞》，《海瑞集代序》中华书局1962年版。)。但谁也不能忽略这些饱读经书的人要想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为官的事实。“迨得官则又有今时应官之道”(注：《海瑞集》下编《赠廖锦台膺首荐序》，第389页。)，不管他们怎样崇尚道德，一旦进入官的行列，就变得势利起来。“一贪利，便只顾自己手底肥，囊中饱，不顾羞耻，因而不顾王法，不顾天理”(注：(清)东鲁古狂生：《醉醒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9页。)。而那些“或口谈性命之言，而身冒贪污之行；或外视温厚之貌，而中藏毒忌黯浊之心；或始而卓越峻洁凛不可犯，终而丧其所守，流于污下而不羞者，则其所学，不过欺世之机械，钓名之筌蹄耳”(注：(明)杨继盛：《杨忠愍集》卷3《寿韩苑翁尊师老先生七十一序》。)。这种官僚沽名钓誉，口讲道德却不道德，口云尊法而不遵法，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更坏，以至使凡是升官发财者，都是没有良心的人，成为社会的普遍认识。
　　社会的认识还是来源于现实，中国古代的皇家、官府对财富资源的控制，使人们看到的是官家才是财富的资源所有者，也是财富的主宰者。有了财富，没有官府的保护，财富随时都可以被剥夺。有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在明代，云南定远县本来不是一个发达地区，但也不乏富户，当时一个寡妇得到丈夫的一笔遗产，结果被地方官罗织罪名，“酷刑拷讯，至以铁钉钉足，滚汤浇乳，于是悉出所有四万金”，破财而未消灾，寡妇还是含恨而死。官是贪官，而夺是民财，最终结果官没有被惩罚，财依旧归官有，人们也就只好寄托于因果报应了(注：(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24《戒黩伙•住行•狄知县》。)。只富不贵，富就没有保证，司马迁在《货殖列传》、《游侠列传》中讲到许多大富人，虽然这些富人可以比拟王侯，但他们的财产还是在官府的控制之下，如果官府想制裁他们，派一官即可解决。如汉景帝时，“济南@⑥氏宗人三百余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于是景帝乃拜(郅)都为济南太守。至则族灭@⑥氏首恶，余皆股栗”。汉武帝时，王温舒捕治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注：《史记》卷122《酷吏列传》。)。这些所谓的“豪猾”，其中自然不免有不法者，但官府灭族收赃，也就不免有夺人钱财之嫌，更给人以财富没有保障的感觉。司马迁对“富者得执益张，失执则客无所之”的看法，是基于执有仁义；“以末致财，以本守之”(注：《史记》卷129《货殖列传》。)，是看到权力对财富的作用。司马迁亲自目睹了在国家迁徙富豪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下，许多富豪破产乃至死无葬所，而迁徙富民在中国古代是时时实行的政策。也不能说官就是富贵的保障，“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贵不与祸期而祸自至”(注：(唐)马总：《意林》卷3节选刘向《说苑》语。)。这乃官场的发展规律，也是官场的现实写照。
　　从历史事实上去考察，大凡是能够拉关系、走后门、攀亲戚、行贿赂、奉承拍马的人，比较容易升官；而官商勾结、偷税漏税、贩卖伪劣、投机取巧的人容易发财；他们都是在道德和法律的边缘所展开的。至于那些贪赃枉法、玩弄权术、狼狈为奸的人，也比较容易升官；那些打家劫舍、把持市场、走私贩禁的人，也是比较容易发财的；但他们却是在道德和法律所不容的情况下展开的。无论是在道德和法律边缘上玩火，还是在道德和法律不容下玩命，人的因素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玩火者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但逃脱不过道德的谴责；玩命者应该逃不过法律的制裁，但也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如打家劫舍可以占山为王甚至夺取政权，把持市场可以用钱打开通途甚至亦官亦商，走私贩禁可以远避山林甚至逃亡海外等等。不管是玩火还是玩命，似乎都逃不过客观规律或历史的制裁。
　　人的行为除了受到道德、法律、财富、权力诸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政治结构的影响。以政治、经济而形成的阶级结构，以道德、法律、财富、权力等所形成的社会体系，彼此相互影响而规范着人的行为。当道德的规范作用降低，法律的制裁力量也会随之减弱，财富的作用就会明显，权力的地位则特显凸出。当法律的制裁作用降低，道德的规范也就失去作用，财富的作用就变得突出，权力的地位就成为决定的因素。当财富提升到首要地位，道德的规范作用就显得无力，法律的制裁作用也会受到影响，权力的作用则更显至关重要。当权力成为决定因素，道德的规范难以奏效，法律制裁也难以公正，财富则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出现上述情况，政治的调节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当政治不是以社会、经济环境来调整政治结构，而是凸显政治权力，则难免给社会、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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