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多次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中国不能乱”，维护政治 稳定成为全党的共识。但针对随后几年中反“和平演变”愈演愈烈影响到发展和改革的 危险动向，邓小平及时发表“南方谈话”，指出“发展是硬道理”，“不改革死路一条 ”，重新将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拉回正确的航道。[5]1992年后，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重新启动，尽管90年代 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已不再突出党政分开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 确立了“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的现 代稳定观，努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极发展基层民主，逐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 参与。2001年江泽民同志发表了重要的“七一讲话”，在该讲话中强调要积极发展党内 民主，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这表明，推进党内民主已成为领导层推 动民主化进程同时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策略。
　　　　　　六、反腐败与制度创新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腐败现象呈现出滋长蔓延的态势，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腐败 现象滋生蔓延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怎样才能有效地遏止腐败现象?这是学术界、政府官员 和普通公民都十分关心的问题。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的反腐败新思路。以 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条件下积极探索反腐败的有效途径，带领全 党在反腐败总体思路上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反腐败不搞政治运动，主要靠加强社会主 义民主和法制来解决。二是在腐败成因上个人的思想、作风问题固然重要，但制度上的 问题更为重要，更带有根本性，因此反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积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 入90年代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继承和发展邓小平上述思 想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的反腐败新思路。党的十五大首次明确提 出反腐败应“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 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此后，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成为全党的共识。 从1997年开始，在依靠制度建设根治腐败方面，党和政府陆续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如 军队、武警和政法机关一律不许经商办企业，实行收支两条线，积极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和会计委派制度，建立有形建筑市场，抓紧实施基层政务公开等等。
　　国内学术界一些专家学者运用新制度主义方法分析中国转型期腐败现象的制度性原因 并提出了制度创新的具体建议。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的角度推动反腐败斗争不断走向 深入，已经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的共识。
　　　　　　七、社会分层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官方也很少运用阶级分析的方 法来看待问题。但随着中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有的利益格局 被打破，利益多样化和利益分化成为客观的现实，人们因收入的不同而处于不同的经济 和社会地位阶梯上，阶层划分和社会分层研究遂不可免。那么，应当如何进行阶层划分 和社会分层研究?中国是否已经出现一个新生的资产者阶级或阶层?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直 接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分成两大阵营或派别。一 派继续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研究，根据人们对生产资料占有状况将人们划分为不同 的阶级或阶层；另一派则根据人们的职业和收入状况进行阶层划分和社会分层研究。
　　阶级分析论者沿袭“左”的思维方式，根据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将人们划分为不同 的阶级，并断言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或资产者阶层。梁晓声在《中国社 会各阶层分析》一书中，将当代中国社会区分为这样几个阶层：当代资产者阶层，当代 “买办”者阶层，当代中产者阶层，当代知识分子，城市平民和贫民，农民，当代“黑 社会”。[6]该书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但它的影响却不容忽视。90年代以 来，在北京广为流传的四份“万言书”，均不约而同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问题。 万言书的作者们认为，随着私有制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 ，这个阶级在经济上成长壮大后会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同时在党和政府内寻找自己的 代理人，新生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对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 的威胁，阶级斗争存在着尖锐化的趋势。改革的姓社姓资、姓公姓资的问题是万言书作 者们关心的主要问题。[7]
　　社会分层论者主张根据人们的职业和收入状况等因素进行阶层划分，目的是为了在利 益分化的情况下探讨社会及政治整合的有效途径。目前阶层分析相比于阶级分析在中国 处于主流话语的地位。有的学者根据居民收入状况进行划分，将城乡居民分为四个不同 群体，即高收入人群、中上等收入人群、中下等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他们的研究认 为，目前在城镇大约高收入人群(地区或户)占18%，中上等收入人群占37%，中下等收入 人群占22%，低收入人群占23%；在农村大约高收入人群(地区或户)占18%，中上等收入 人群占25%，中下等收入人群占14%，低收入人群占43%。[8]有的学者提出了以职业分类 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社会阶层的理论框 架。根据这一理论框架，他们将当代中国人群划分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 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 阶层。他们指出，现阶段社会制度、社会政策创新的核心任务是建构一个合理的现代社 会阶层结构，为此社会制度和政策创新要遵循稳定、合作、共享、协调和保护弱者等原 则。[9]
　　中国在过去20多年里，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一个基尼系数超过0.4的收入 差别悬殊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国家，这对注重平等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如何看待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国内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态度并不一致。一些学 者认为，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必须加以改变，收入分配应当拉开距离，鼓励一部分 人先富起来，这样才能促使人们努力工作，提高生产效率。在效率与公平二者之间，他 们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当重新界定社会公正的概念，社会 公正主要是指人们拥有平等的致富机会而不是强求收入分配结果平等化，政府应当为人 们创造平等的起点和机会，而不应打击先富者的积极性。但不少学者从社会公正与社会 稳定的关系，或者从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角度，论证维护社会公正的必要 性，反对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别过大的现象。一批学者从维护社会公正的角度对收入 分配差距过大表示出高度的忧虑，并强烈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补偿改革中利益受损害的 群体，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减少转型 的社会成本和现代化的代价。[10]
　　以邓小平理论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上述两种观点均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并能随着 情势的变化而改变，从而促成政府政策的变化。在改革开放早期阶段，官方意识形态鼓 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同时提倡先富带后富。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收入 差距日益拉大，官方意识形态开始转而强调共同富裕思想，社会公正的观念也得到普遍 的接受。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实行西部大 开发，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在党和政府工作日程上开始占有重要的 地位。
　　　　　　九、民族主义：一把双刃剑
　　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 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不是偶然的。随着中国民间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和通过互联网 获取外界信息渠道的畅通，中国民众对西方世界的了解不断增多。同时，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加紧利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宗教问题等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问题、申奥等问题上百般阻挠，美国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力度也在不断加大。所有 这些，都在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激起强烈的反西方特别是反美情绪。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民众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日益 增强，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决心日益坚定。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一本《中国可以说 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反映了许多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感情和理念， 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该书出版后，出现了许多类似主题的著作，如《中国九次 说“不”》、《谁来打败美国》等。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军机相撞事件 、美国宣称核武保台等，无不激起中国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中国申奥成功和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等，则增加了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这种感性的民族主义之外， 知识分子中冷静地探讨中国如何维护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方面著作和进行民族主义 的理论探讨也越来越多，理性的民族主义也在逐步发展。在中国政府为维护国家利益而 与西方抗争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得到来自民间包括知识分子的支持；反之，同西方的 谈判乃至妥协退让则被斥为“软弱”。这种民族主义成为西方和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现 实。
　　在如何看待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上，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基本上持贬斥的态度。他们 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存在着盲目排外和反西方的倾向甚至具 有对外扩张的倾向，同时在国内也可能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温床。国内学术界从90年代中 期以来对民族主义的探讨日益增多，国内颇有影响的《战略与管理》杂志曾于1994年和 1996年开辟专栏探讨“世纪之交”的民族主义。对此，国内学术界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看 法。一派是“自由”派知识分子，他们基本上赞同西方的观点，对中国民族主义多有指 责之辞。一派是温和知识分子，他们为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并对如何构建 理性的民族主义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应激— 回应型”或防卫性的民族主义，主要是对外来欺凌作出抗争的反应而不具有对外扩张的 倾向。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民族主义缺乏宗教救赎主义的激情和狂热，是一种温和的、 理性的民族主义，同时具有“天下主义”的情怀。他们进而认为，这种民族主义可以成 为凝聚人心和增加权威合法性的有用资源，对官方意识形态能够起到补充作用。还有一 派观点较为保守，他们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应当慎重对待。这些学者指出，中国民族主义有温和与极端、理性与非理性之分。应当警惕那种大言高论、激进刚愤的民族主义，后者有可能将民族主义情绪引向与西方进行非理性的对抗和“闭关锁国”，同时为极左思潮死灰复燃创造条件。他们认为，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可能捆住务实派领导人的手脚，并使国内强硬派得势，同时刺激美国强硬派更趋强硬，使双方走上恶性对抗的不归路。[11]有的学者还指出，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理论有两大困境：一是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主要靠利用民众的效忠本民族的情感力量发挥作用；二是民族主义的高涨可能呼唤来的是片面弘扬“国粹”和传统文化的复归，而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现代精神依然缺乏。[12]
　　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是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为抑制极端民族主义提供了思 想武器。爱国主义则力图将民族主义引向支持党和政府的方向，以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支 持。90年代以来，党和政府更加强调爱国主义，从邓小平强调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到第三代领导人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代化 的“强国梦”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理想。另一方面，为了保证对外开放和引进外资，又 需要用“全球主义”来平衡民族主义，以避免使自己沦为激进民族主义的囚徒。如何既 利用民族主义又避免它束缚住自己手脚，是新一代领导人将面临的一大挑战。
　　　　　　十、“三个代表”与执政党的现代化
　　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初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党无论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先进 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3]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简称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的内涵进行 了全面的阐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成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纲领。“三个代表”的 重要思想是党的领导人对新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问题进行深入 思考的结果，其目的是要增加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使党与时俱进，实现执政党的 现代化。这就要求共产党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努力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这样，党的社会基础、成员构成、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外部关系等都要相应地发生 变化。江泽民“七一讲话”对执政党改革涉及的这些方面作了初步的回答。例如，“七 一讲话”强调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和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为此要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 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再如，“七一讲话”强调要发展党内民主，通过发展党内民主 ，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又如，“七一讲话”强调要进一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 政方式，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和工作机制。[14]简言之，“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执政 党的进一步现代化提供了理论依据，将有力推动党内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结论
　　80年代末以来，中国有关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探讨主要涉及到上述10个方面的内 容。这些理论探讨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实际成果，如村民自治和民间组织都取得了长足 的发展，法制建设成绩有目共睹等。就民主的终极价值而言，中国学术界并没有提出一 套不同于西方的另一套观念。关于亚洲价值和“亚洲式民主”，中国学术界很少予以讨 论。就为数不多的文章来看，中国学者更倾向于把它作为一种带有过渡性“权威主义” 或威权政治来看待，而不认为它是有别于西方自由民主政治和应当长期存在的另外一种 民主政治。当然，这种权威主义政治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前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但就 民主化的过程而言，中国民主化的道路和形式确实有别于拉丁美洲、东欧和东亚诸国。 对中国民主化道路和形式的案例研究，将会进一步丰富现有的民主化理论甚至有可能更 新其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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